《君子之道》读后感
当品读完一部作品后，想必你有不少可以分享的东西，是时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是不是无从下笔、没有头绪？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君子之道》读后感，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君子之道》读后感1
作为散文家，余秋雨写出的《文化苦旅》，在当代文坛具有经典意义。而现在这本新著《君子之道》(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xx年8月第1版)中，余秋雨则以细腻的笔触，解读中国文化的钥匙--君子之道。读之，感到这是一道特别的风景，因为它揭开了中国文化的核心机密。
这本《君子之道》，是在追踪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和人格世界的底蕴。余秋雨以“君子之道”为入口来讲述中华文化，剖析君子，阐述君子之道的主要轮廓。因为君子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的人格模式，只要君子之道存在，中国文化就不会沦丧。全书引经据典，深入浅出，从童年的小人书摊到李清照，从文革伪君子到造谣者，从诈捐门到与舆论的恩怨情仇，俯拾今昔，观照他我，认识君子，分辨君子、珍惜君子、做一个君子。因此，阅读此书，可以从中了解中华文化的底蕴、精髓，思考我们的文化发展。
“君子”是中国人最独特的文化标识。世界上的其他民族，都有自己的集体人格作为文化标识。比如“圣徒人格”和“绅士人格”，以及“骑士人格”、“浪人人格”、“牛仔人格”等等。这些标识性的集体人格，互相之间有着巨大的区别，很难通过学习和模仿全然融合。对中国文化而言，有了君子，什么都有了；没有君子，什么都徒劳。由此，如何复兴中华文化，余秋雨给出了解答，就是要寻找和优化中国人的集体人格。追求君子之道，中国人的灵魂便找到了故乡，也是建立现代社会和谐的文明秩序、重塑国民性格必不可少的条件。
君子和小人的划分，使君子这一人格理想更坚硬了。余秋雨说，孔子没有对君子下定义，却划出了一道道君子与小人的分界线，让我们知道君子是什么，以及作为对立面的小人是什么。例如我们熟悉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划分君子和小人的界线，具有极高的实践意义。而且直到今天，我们还找不出另外的科学概念能替代这一命题。今天中国文化界如果有什么令人担忧的趋向，就是君子话语常常被小人话语所淹没。
中国民间判别君子的通俗标准是“君子成人之美”。“成人之美”，也就是促成别人的好事。这里的“人”，并不仅仅是指家人、友人、认识的人，而是范围极大，广阔无边。例如救穷、赈灾、治病、抢险，只能说是“与人为善”，而不便说是“成人之美”。“成人之美”更多的是指促成良缘、介绍益友、消解误会、帮助合作等等。总之，“成人之美”更多的是指锦上添花的正面建设，而且具有一定的形式享受。这样的判别标准，也可谓“君子之道”。
余秋雨认为，中国文化没有沦丧的最终原因，是君子未死，人格未溃。中国文化的延续，是君子人格的延续；中国文化的刚健，是君子人格的刚健；中国文化的缺憾，是君子人格的缺憾；中国文化的更新，是君子人格的更新。如果说，文化的最初踪影，是人的痕迹，那么，文化的最后结晶，是人的.归属。而这本《君子之道》，就是余秋雨十几年探索，阅遍文化，行尽千里的成果。这些研究，都是为了研究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做准备，因为只要是中国人，都会对自己的集体人格极为敏感。
读完全书，感觉寻找到了真实的余秋雨。真实的余秋雨只在于他的思想中，尤其是在于他对文化的探索与思考中。整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任何文化，都是前人对后代的遗嘱。最好的遗嘱，莫过于理想的暗示。”后代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中国文化由儒家做了理想的回答：做个君子。做个君子，也就是做个最合格、最理想的中国人。
《君子之道》读后感2
我读余秋雨这篇文章，心中很佩服作者的读书功力及记忆力，笔触所到，思随文至，传统经典信手拈来；层次、段落，似无刻意打造，却自成体系，可能是一种读书的高境界罢。我的疑虑主要是就作者为文的总立意来的。君子之道，就是剖析君子，歌颂君子，褒奖传统，拜服经典吧。然则，君子、传统、经典就真的这么重要么？联系到20多年来社会上掀起的一股股崇古覆儒的思潮，我总在忧虑它们到底要将中国引向何处。于是，我开始认真阅读此文，并将自己的思索追问逐一记下。
首先，余秋雨谈到了西方学者荣格，讲到他关于文化的作用在于培养集体无意识的人格。这个观点说得玄乎，其实从思想灌输的角度看则很清晰：无非一个民族的观念文化熏陶其后代所致的思想思维特点，并且由此而发的特定行为方式和文明类型罢了。余秋雨关注的可能在于荣格看重中国文化的态度，及中国不要跟着西方走的希冀，特别还推出了道家物极必反法则远超西方思想。余的这段文字很值得质疑。现代化是不是跟西方走？物极必反的道理究竟有多深，中西于此（具体）所受益损究竟何在？
余秋雨对于中西文化的总体属性有一个简赅的概括，即西方是霸道文化，中国是王道文化。霸道文化者，可能着意于其侵略性破坏性，王道文化者则是强调其自修德行圆满。问题是这种概括似乎只是存在于作者心中美好想象中的概念。读者只要稍微回到几千年中西历史的无穷事实中去想，从中西各自在其基本思想理念引导的发展趋势下去想，就根本得不到这样的结论的。简单的诘问可这样下，请余秋雨思考回答：其霸道文化建基于平等意识，王道文化建基于等级意识，何谈后者之优？
当然，余秋雨看重的王道文化自修功德也不全是无稽之谈。实质上所谓内圣外王说到底还就是儒家的修齐之道。人们通过各自的道德修养来提升自身素质很有必要。但这种修养未必仅只中国人独有。事实上，基督教的繁复诵读经书、牧徒忏悔赎罪和现代心理学讲究的自省自究，未必就不是另一种修齐之道。从儒家一些基本思想理念所具有的落后性去分析，王道文化也注定了存有许多破漏。比如上面提到的等级意识就是一个牺牲多数的渊薮。由其执鞭，个体修养之域尚可，社会群体却是压抑性的、无知性的、被动性的。
联系后文，余秋雨讲到自己曾写过小人，那是对一些顽劣人性的批判，现在则是对立于小人写出其君子以及褒赞，作者似可长抒口气，叹为大成了。可是我左读右想，并没有觉得余秋雨的这篇君子题材有什么大好大善的。联系实际评价的话，倒认为余文更多的是书生意气。我的逻辑是这样的，歌颂君子寻找君子实践君子，已经是中华文人几千年乐此不疲的热闹话题，但它一直从来都没有真正使故国的君子更多起来。为什么？因为传统观念文化的落后性使然必然。坐而论道不如扎实学习先进，治国还靠法治。君子不如法治。
为什么君子不如法治？其答案应与为什么人治不如法治相似。人性总是两面的，思想信仰才是确定的`，法治规束则能够让习惯成自然。人性的两面性可分许多两两相反的对立取向，如善良性与恶毒性、上进性与堕落性、文明性与野蛮性、仁爱性与仇恨性、真诚性与虚伪性、全面性与片面性，等等。任何人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会存在这两种人性的可能，只是被其当即的思想状态才确定了其行为取向的。所以由既定的思想信仰来确定人们的行为具有根本性意义。而法治的规束则能强制性地确定人们行为习惯的发展走向。
上述可见，余秋雨的君子之道实质是一种脱离实际的书生空议。要命的是像这种脱离实际的思考常常普遍地存在于儒家及崇拜者中。他们脱离的实际不是别的，就是中西文明发展不同类型及其趋势下无穷对比鲜明的事实而已。在这个视角下，更可看清儒家君子（学说）之难：在信仰之弱，在神督之缺，在思维之浅。儒家最终追求没有上升到纯粹崇高的精神层面，停留在低下的器物利益中而意志不坚。崇拜凡人偶像，行为缺乏神只监督的巨力。缺信仰，求器物，势必思维肤浅；进一步看，思维肤浅则造成了君子不力。
《君子之道》读后感3
文化人类学认为，一切重大文化的核心机密是集体人格。余秋雨进而认为，中华文化的人格理想是君子之道，中国文化的钥匙也在其中。了解君子之道，是在追踪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和人格世界的底蕴。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君子之道的轮廓，缕析儒、道两家在君子之道上的九项要点和四大难题，同时探讨君子如何处理与世间、名誉、伪君子、自由的关系；
第二部分阐述了作者面对人生问题从佛学中得到的修行感悟，得益于三个“无”，精进于三个“少”，以自如、自在、自由之心化解难题；
第三部分为当代中国愿意做君子的年轻人，提供更充分的国际视角，在故事中介绍国外思想家和艺术家的人生价值和终极关怀，互为观照，互相滋养；
第四部分汇集了作者的几十篇短文，着眼于君子人格的构建，呼应全书主旨。
试读
中国人的人格理想
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这个问题，既带有历史性、现实性，又带有理想性。
显然，这种集体人格必然与其他民族很不一样。
我可以再借一个外国人来说明这个问题。
这个人我说过多次，就是那位十六世纪到中国来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他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数十年精深和全面的研究，很多方面已经一点儿也不差于中国文化人，但我们读完长长的《利玛窦中国札记》（China in Six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hew Ricci）就会发现，最后还是在人格上差了关键一步。那就是，他暗中固守的，仍然是西方的“圣徒人格”和“绅士人格”。
与“圣徒”和“绅士”不同，中国文化的集体人格模式，是“君子”。
中国文化的`人格模式还有不少，其中衍伸最广、重叠最多、渗透最密的，莫过于“君子”。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庞大民族在自身早期文化整合中的“最大公约数”。
“君子”，终于成了中国人最独特的文化标识。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在集体人格上都有自己的文化标识。除了利玛窦的“圣徒人格”和“绅士人格”外，还有“骑士人格”、“灵修人格”、“浪人人格”、“牛仔人格”等等。这些标识性的集体人格，互相之间有着巨大的区别，很难通过学习和模仿全然融合。这是因为，所有的集体人格皆如荣格所说，各有自己的“故乡”。从神话开始，埋藏着一个遥远而深沉的梦，积淀成了一种潜意识、无意识的“原型”。
“君子”作为一种集体人格的雏形古已有之，却又经过儒家的选择、阐释、提升，结果就成了一种人格理想。儒家先是谦恭地维护了“君子”的人格原型，然后又鲜明地输入了自己的人格设计。这种在原型和设计之间的平衡，贴合了多数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选择，因此儒家也就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不少中国现代作家和学者喜欢用激烈的语气抨击中国人的集体人格，揭示丑恶的“国民性”。看似深刻，但与儒家一比，层次就低得多了。儒家大师如林，哪里会看不见集体人格的毛病？但是，从第一代儒学大师开始，就在淤泥中构建出了自己的理想设计。
这种理想设计一旦产生，中国文化的许许多多亮点都向那里滑动、集中、灌注、融合。因此，“君子”两字包罗万象，非同小可。儒家学说的最简捷概括，即可称之为“君子之道”。甚至，中国文化的钥匙也在那里。
对中国文化而言，有了君子，什么都有了；没有君子，什么都徒劳。
这也就是说，人格在文化上收纳一切，沉淀一切，预示一切。
任何文化，都是前人对后代的遗嘱。最好的遗嘱，莫过于理想的预示。
后代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中国文化由儒家作了理想性的回答：做个君子。
做个君子，也就是做个最合格、最理想的中国人。
我一直认为，中国文化没有沦丧的最终原因，是君子未死，人格未溃。
中国文化的延续，是君子人格的延续；中国文化的刚健，是君子人格的刚健；中国文化的缺憾，是君子人格的缺憾；中国文化的更新，是君子人格的更新。
如果说，文化的最初踪影，是人的痕迹，那么，文化的最后结晶，是人的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