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导游词讲解（精选3篇）
凤凰导游词讲解 篇1
“ 为了您，这座古城已经等了千年!”为了千年等一回，我们将要去凤凰，寻找那活了千年的生命，和死去千年的标本。凤凰地处湘西这个边陲小镇。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兵城，也是一个商城。走进凤凰，每一扇窗户上都有一扇顾盼流芳的眼睛，每一块石板上都有情侣的倩影。每一条小河边都有苗家姑娘洗衣棒锤在石板上带着节奏的混响，还有那婉转悠扬的歌声。
说到凤凰，我不能不说苗族。苗族可以说是中国迁徙最频繁的民族，无数次的迁徙留下了一部悲壮而又苦难的历史。虽然是第一个发明水稻种植技术的民族，但是聪明的苗族人也没能改变战败迁徙的命运。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历史，用智慧和坚韧传承了文明。逐鹿之战估计大家都听说过，这就是讲的皇帝无数次被苗族打败以后联络了炎帝反败为胜，打败苗族，逼着我们的领袖蚩尤带着我们迁徙到这大山深处，万山丛中。为了生存，我们采集野果野草，像蒿草粑粑，到现在还是我们餐桌上的食物。为了顺应自然，在这潮湿的大山深处繁衍生息。我们吃生姜驱寒，所以姜糖成了我们的喜糖。为了战胜自然，我们彰显力量，在每一年的锥牛节上，男人杀死最厉害的公牛。女人们敲下牛角做成梳子别在自己的头上。向世人炫耀男人的战利品。为了填饱肚子，我们尝遍野果，把银子做成了餐具。来甄别哪些东西有毒。
大家知道我们苗族人的身份证最早是用什么材质做的吗?你们看过血色湘西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纸做的，更不是塑料做的。而是银子做的。自古以来，苗族人就是最骁勇善战的民族，虽然跟朝廷的战争无休无止。但是每一次面对国家尊严和民族大义的时候，苗族人都冲锋陷阵、血染疆场。远的不说，湘军中最能打硬仗的就是竿子军，竿子就是指湘西的土家族和苗族人。所以凤凰以前称为镇竿镇。再就是日本人占领长沙、常德的时候，又是湘西的竿子军用土土炮和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钢铁长城，保卫了家园，捍卫了湘西这块弹丸之地。每一次战争的胜利都是鲜血染红的战场。湘西人对于故土，有着一般人无法理解的眷恋。就如沈从文的碑文：一个战士要不战死沙场，要不回到故乡。客死他乡的英雄们无法尸体还乡，无法魂归故里。有的甚至都认不出模样。他们甚至是带不回只言片语的遗言。活着回来的人无法面对老人期盼的眼睛，无法面对妻子望眼欲穿的守望，更无法给孩子们一个合理的解释。他们只能摘下那只象征着他们身份的耳环。一包包的耳环就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啊。亲人们接过自己家的耳环，供奉在祖宗的牌位上。告诉他们的后人，他们的祖宗不是孬种。
大家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戴吉祥鼓吗?难道仅仅就是吉祥如意吗?不，任何东西的存在一定有它的原因。最早苗族人为了生存，为了驱逐野兽发明了鼓。好不容易在这蛮夷之地生存下来。战争却不期而至。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迁徙。从黄河流域到洞庭湖之滨，再到这边陲之地。无数次的颠沛流离，无数次的人走家随。鼓声成了战争的号角，当鼓声响起的时候，即使有再多的不舍。我们也不能停止迁徙的脚步。鼓声也意味着一个人都不能拉下。于是苗族人习惯了把所有的东西都铸成银器戴在自己的身上，随时准备迁徙。
大家知道我们的阿哥为什么要给阿妹送鱼纹的镯子吗?这不仅仅是检验女人的身体是否健康，是否能顺利传宗接代，更是一份家族的重托，一个民族的承诺。他是要告诉自己心爱的女人。总有一天，我会带着你，带着我们的孩子打回黄河流域，回到那有鱼有米的地方去的。
直到今天，当我们再一次面对商场昂贵的饮水机、洗衣机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销售员只是告诉我们，那是因为它们都是带银离子杀毒的。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老祖宗的智慧。今天科技的进步让我可以精准的测量出银子的成分和功能，知道它可以杀死650多种细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改革的春风，那些老祖宗用了一辈子的餐具被我们搁置一旁。那些巧夺天工的加工技术被机器的复制替代。曾经被苗族人追捧的拉丝首饰也一度无人问津。知道什么是拉丝技术吗?拉丝顾名思义就是把银子拉成丝，拉得很细很细，甚至是细过了头发丝。这么说吧，一克银子能拉到一米左右。然后做成精美的首饰。知道为什么有拉丝吗?苗族人用银子彰显个性，妆点美丽。而贫穷的苗族人如何用有限的银子做出更大更张扬的饰品，廉价的劳动力和智慧的工匠创造了拉丝技术，满足了苗族人对银饰的喜好。今天，我们再一次欣赏到拉丝，看到拉丝工艺这真是我们的幸运，也是苗族人的荣幸。为什么这么说呢?文化的传承不仅仅是民族的追捧，更要政府的支持，还要与市场接轨，跟利益挂钩。否则就成了市场经济的炮灰。就如山西的那些百年木屋，甚至是很多具有厚重历史文明的地标古建筑都由于政府维修基金的不到位而一座座破坏、拆除、坍塌。苗族的银器锻造技术也曾经被机器替代。20__年，凤凰对外开放以后。很多人看到了商机，政府也大力支持，招商引资。挖掘出苗族的文化瑰宝：比如银器锻造技术、蜡染技术、苗绣等等。其中银子的锻造技术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此，凤凰的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那些具有精湛技术的工匠们再一次重出江湖。有的甚至授上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名号。无数的银器店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良莠不齐、鱼龙混杂。
在外人看来，湘西贫穷、落后、出土匪。湘西人野蛮、粗鲁。那是因为您不了解湘西，不了湘西人。湘西的女人热情奔放、敢爱敢恨。湘西的男人豪放粗狂、淳朴善良。在这里孕育了著名的乡土文学之父沈从文、鬼才画家黄永玉、内阁总理熊希龄。沈从文的《边城》、《长河》可谓是家喻户晓。尤其是边城：一条清冽的小河，一个美丽的姑娘，几首动人的山歌，两个痴心的小伙，一只老黄狗，一个老爷爷。勾画了一副几乎完美的图画。读着他的书，字里行间几乎都能闻到泥土的芬芳。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故事也成为一段佳话广为流传。为了得到张兆和的欢心，沈从文写了上百封情书。只是当时的张兆和十分不领情的把情书扔到了胡适校长的桌上。胡适校长微笑着说：我看沈老师是顽固的爱着你哟。张兆和说：可是我顽固的不爱他啊。沈从文并不气馁。并且更加积极热烈的追求。终于抱得美人归。凤凰人就是这样：纯粹，执着，坚持到底。
在凤凰旅游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苗族小伙子“阿牛”也跟沈老一样执着。他最早把苗族人家家户户都爱吃的一道菜：血粑鸭用真空包装，让游客带到了世界各地。并且带动了当地的老百姓脱贫致富。阿牛在质量上严格把关。绝对不做市面上的速成鸭子。他的原材料通通来源于本地的小麻鸭，一年才能长到两三斤。而且严格标明鸭肉和血粑的比例。凭着他的诚信和坚持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随着凤凰旅游业的发展，各地商人纷至沓来。在凤凰的大街小巷开满了银器店。工业用银和现代化的机器加工充斥着整个本地市场。打着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牌子到处倾销，偷换概念。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苗族人。阿牛心里十分不爽。于是他变卖祖业，筹集资金，深入苗寨，找到当年千锤百炼打造银器的能工巧匠。在凤凰古城门面最贵的地方开了凤凰最大的一家银器店，这是凤凰第一家手工银器店，所以起名《凤凰一号》。开店初期，无数人说他傻，说他笨，人家都用工业银，机器加工。你一个人做手工，做足银，成本高出几倍，如何能赚钱，怎么卖得出去。阿牛对其充耳不闻，他就觉得，他是苗族人，他有义务和责任传承苗族的文化，并且发扬光大，人家越是看不懂，他倒越是觉得商机无限。凭着他的独到的眼光和不懈的坚持，《凤凰一号》又一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拥有了一定经济基础的阿牛又有了新的想法。于是他潜心打造凤凰的金字招牌，用心做每一个产品。最后在离凤凰古城五公里的地方购地二十亩。打造了整个湘西最大的聚产、购、餐一体的镇竿阿牛有限公司。让游客在镇竿阿牛可以吃到绝对纯天然无污染的绿色食品。还能买到凤凰所有的特产。他的宗旨就是环保、绿色、天然、健康。
阿牛做事及其认真执着。比如一个大街小巷都有的蒿草粑，阿牛竟然请了我们湘西吉首大学和湖南大学的几个生物系教授研究它的配方。做出来的粑粑真的是秒杀了湘西所有的蒿草粑粑。那种如QQ糖一样的弹劲，还有完全看不到蒿草纤维的糯性。我们只能看到绿油油的粑粑。咬一口真的具有连舌头都吞进去的冲动。
凤凰导游词讲解 篇2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张家界游览，今天很高兴能为你们做导游，我姓邓，大家就叫我小邓吧。在今天的游览日程里，我会竭诚为大家服务，为使大家有一个良好的游览环境，在游览过程中，请大家讲究文明卫生，不要吸烟，不要乱丢果皮杂物，为了保护洞内景观及设施，请大家不要触击景物，带有相机的朋友还请不要翻越栏杆照相，谢谢您的合作，祝愿大家旅游愉快。
今天我们要参观的地方就是黄龙洞，如今的黄龙洞与过去相比已是焕然一新。现在大家所在的位置就是黄龙洞的入口也是其出口，进入洞内首先要经过百米长廊，这百米长廊道路窄小、光线阴暗，行动不是很方便，希望大家一路小心，注意安全。大家注意，前面就是双门迎宾，走过这道双门，就来到了黄龙洞的大厅――龙舞厅，洞内异常的宽敞，布局尤为巧妙，到处灯光闪烁，里面的景物，千奇百怪，有些景物左看像人，右看像物，别具一格，洞内还有很多造型奇特、颜色各异的石笋和钟乳石，真让人目不暇接，整个洞内的氛围既恐怖又刺激。再往下走大家会发现一个很长的石笋，叫定海神针，这种石笋一百年才长一厘米。继续前行，我们会看到一个约有一千米长的小河流，据说这是一条黄龙洗澡的阴河。
心动了吧!心动不如行动，那大家就跟我往前走吧，更加美丽的景观还在前头……
凤凰导游词讲解 篇3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至隋唐时代达到鼎盛，其间，大体经历了佛教经典在中国大量传播、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逐步融合以及建立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这样几个发展阶段。在这几个阶段，都显示出由山西出家的著名高僧的历史贡献，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法显、慧远、昙鸾等几位高僧。
法显是东晋时杰出的佛经翻译家和旅行家。俗姓龚，平阳武阳(今临汾市西南)人，平民出身。他的三个哥哥都在童年夭折，父母唯恐他不能成人，在三岁时就送他到佛寺当了沙弥(小和尚)，希冀依靠“神佛”的保拓，免除夭折之难。法显从小对佛很虔诚，20岁时受了“大戒”，信仰更加坚定，行为更加严谨，众僧称誉他“志行明敏，仪轨整肃”(《高僧传·法显传》)。
法显生于南北分裂、社会动荡的东晋十六国时代，佛教在北方广泛流行。当时，北方地区先后建立起众多少数民族政权，他们与汉民族隔阂很深，尤其是在思想信仰上，汉族信奉儒家教义，认为“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他们则主张“佛是戎神，所应兼奉”(见《晋书·佛图澄传》)，把佛看作是自己民族的宗教。因此，为了从思想上统治汉族广大民众，他们大力宣扬佛教，政治上扶植佛教发展。如石勒建立的后赵国百姓，在印度高僧佛图澄的宣传下，“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见《晋书·佛图澄传》)。但是，佛教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不少混乱。主要是僧人受统治者支持享有特权，于是“真伪混淆，多生愆过”(见《晋书·佛图澄传》)，出现大量不法行为，引起民众不满，严重削弱了佛教;同时，佛教自身的规章制度，尤其是戒律也很不健全，当时虽有不少西域僧人翻译的佛经在中国流传，但很不系统，且多是口授相传，辗转流行，不免讹误增损，而戒律的翻译又极为缺乏。戒律的松弛和僧人特权的加大，更造成佛教界的混乱。
这种状况，对于正直笃信的法显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为了保卫佛教的纯洁性，以利于佛教的发展，他决心西行印度，到佛教发源地找回完整的戒律，由此建立一套维持僧众团体及僧众个人的规章制度，作为佛教团体和个人的行为准则。于是，东晋隆安三年( 399)，法显与同学数人从长安出发，“至天竺寻求戒律”(法显《佛国记》，又名《法显传》)，登上了西向印度取经的征途。
法显从长安出发时已是65岁高龄，他们一行数人，西经戈壁，越葱岭，周游天竺，后经印度洋到山东半岛登陆，最后回到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市)。在外历时20xx年，历经30多个国家，包括今日我国的西北和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以及我国南海、东南沿海等地，归来时已是80岁老人。他是当时中国走得最远的人，“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此”(《佛国记》)。
法显在印度刻苦勤学掌握了梵文梵语，把大量口传佛典记录下来带回中国，归来后，又亲自译成汉文，从此，中国内地佛经结束了西域的中转，直接沟通了东方的两个文明发源地，中国佛教更系统地发展起来了。同时，法显撰写的《佛国记》不仅是一部佛教典籍，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也是我国最早记录中亚、印度、南洋各国历史、地理、科学、艺术和文化的伟大旅游撰著。唐代高僧义净指出：“自古神州大地，轻生殉法之宾。(法)显法师则创辟荒途，(玄)奘法师乃中开正路。”(转引自靳生禾：《旅行家法显》，第19页)就是说，法显是我国西天取经的开山大师，唐代玄奘进一步开拓了取经道路;而且，法显的《佛国记》也可以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相与媲美。
由山西出家的另一位著名高僧慧远，在使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
慧远也是东晋时高僧，本姓贾，雁门楼烦(今宁武县附近)人，出身士大夫家庭。“年十三，随舅令狐氏游学许、洛，故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老庄”(《高僧传·慧远传》)。说明慧远少年时代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对当时流行的道家老、庄思想也很精通，但还未形成确定的志向。东晋永和十年( 354)，慧远21岁，深慕江东范宣子，便偕同其弟一道“欲渡江东”，拜师从学，因北方战乱，道路不通，未能如愿。这时，正值高僧道安在太行恒山(今河北省阜平县北)立寺传教，“声甚著闻”，他又与其弟“遂往归之”。听了道安讲经说法后，十分敬佩，惊叹说：“真吾师也!”认为以前十分喜爱的“儒道九流，皆糠比耳”，毅然与其弟削发出家于道安门下。“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精思讽持，以夜继昼”，深为道安赏识， 24岁便开讲佛经(见《高僧传·慧远传》)。从此，终生皈依佛门，坚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东晋太元六年( 381)，48岁的慧远来到庐山，深感“庐峰清静，足以息心”，便在这幽静秀丽的庐山定居下来，开始了他富有特色的传教生涯，从此足不出山，直至83岁逝世(见《出三藏记集·慧远传》)。慧远在庐山的活动主要分三个方面：
一是著书立说，阐释佛理，宣扬佛法。他一生“所著论、序、铭、赞、诗、书，集为十卷，五十余篇”(《高僧传·慧远传》)，绝大多数作于庐山。通过著书立说，形成了他的以佛教义理为核心，又广泛吸收儒、道各家学说的中国化的佛教思想。他明确主张“内外之道，可合而明”(《沙门不敬王者论》)，儒、释、道三教思想可以融合一体。在东晋，一再发生过关于沙门(佛门)该不该礼敬帝王的争论，其实质也就是佛教与中国传统礼教的关系或者说佛教在中国是否合法的争论。为此，他写下了《答桓大尉书》、《沙门不敬王者论》等名篇，一方面主张在家信徒(居士)必须遵从世俗，礼敬君亲，尽忠尽孝;另一方面，出家僧人又必须保持佛门的独立性，不礼敬君亲，无所谓忠孝。他指出，从表面看，沙门不敬君亲是“内乖天底之情”，“外阙奉主之恭”，违反了封建礼教，但这样可以使沙门以其高尚其志的榜样影响民众，从根本上维护了统治者的最高利益。总之，“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沙门不敬王者论》)。佛教信仰与封建礼教不过是殊途同归，终极目的是一致的。这样，慧远通过融合儒、释、道思想，从理论上阐明了佛教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一致性，不但成功地解决了关于沙门是否礼敬王者的争论，而且也保证了佛教在中国的合法地位，从而在佛教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开了决定性的第一步。
慧远在庐山的又一主要活动是建立僧团，壮大佛教势力。他培养组织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庐山僧团及居士群，从而使庐山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的两大中心之一。另一个中心是印度僧人鸠摩罗什所在的长安，是主要的译经中心;慧远在庐山除译经传法之外，则努力使佛教中国化。同时，僧团周围还有以上层社会名流为主体的居士群，它是慧远与世俗世界联系的纽带，既能沟通上层统治阶级，又避免了僧侣奔走官府而引起人们的厌恶心理，也有效地壮大了佛教的势力。
慧远的另一主要活动是广泛接触社会，扩大佛教影响。他居于庐山30余年，虽然“影不出山，迹不入俗”(《高僧传·慧远传》)，但并没有绝离尘世，而是不分华夷南北，朝野顺逆，皆与交往，对谁也不亲不疏。从地方官员到朝廷重臣，从著名文学家、道土到农民起义军首领。举凡来访者，无不广泛结交。而且，居于统治阶层的上层人物，大多数是主动与慧远结交的。慧远以其超然出世的态度，周旋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之间，并赢得双方的尊重，这样不但扩大了佛教对社会的影响，而且通过广泛接触上层人物，也使佛教进一步获得了统治者的支持。
与此同时，慧远还从理论上结合道家“以无为本”的出世主义，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并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命运主宰权从天、上帝、鬼神手中夺回，交给每个人的“心’，引导人们从主体自身内部加强修养，积德行善，提倡通过念佛投生西方净土，从而对中国佛教净土宗思想的产生起了先导作用，也因此，唐宋以后的一些净土宗僧人尊奉慧远为中国净土宗初祖。
继法显、慧远之后，由山西出家的又一位著名高僧是昙鸾，他对中国净土宗的形成起了直接促进作用，可以说是净土宗的实际开创者。“北方大宏净土念佛之业者，实为北魏之昙鸾，故常推为净土教之初祖”(汤用彤：《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
昙鸾是北魏雁门(今山西代县)人，他“家近五台山，闻其神迹灵怪，幼即往寻之，便出家”(《续高僧传·昙鸾传》)，可见他是在幼年时代怀着对佛教的神奇向往而出家为僧的。出家之后，“广读经籍，尤研四论与佛性”(《续高僧传·昙鸾传》)。一方面广读博览佛教经书和儒道典籍，同时更深入钻研鸠摩罗什所译的大乘佛教中观派的四种基本著作《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大智度论》和有关佛性的学说。
昙鸾于南朝梁大通元年( 527)来到建康(今南京市)，曾与梁武帝谈论佛性，很受梁武帝赞许。后又拜见著名道土陶弘景，陶弘景授予他《仙经》十卷，他便准备携经返回北魏故地，从事修行;但在途经洛阳时遇到印度名僧菩提流支，便问：“佛法中颇有长生不死法，胜此土仙经者乎?”意思是佛经中有没有胜过道教的长生不老之法。菩提流支很不高兴地“唾地相斥”回答他：道教哪配与佛教相比?靠道教的《仙经》是不能摆脱生死轮回，达到长生不老的。随之即把佛教的《观无量寿经》授予他，说：“此大仙方，依之修行，当得解脱生死。”说明长生不如解脱的道理，引导他信仰净土(见《续高僧传·昙鸾传》)，这使昙鸾深受教益，当场把《仙经》烧掉，此后他便主要传播净土信仰了。
昙鸾回到故地后，大力弘扬净土念佛，民众纷纷皈依，名声大振。北魏分裂后，东魏开国君主孝静帝对他十分崇敬，尊称他为“神昙”，并下敕令要他住持并州大寺。他后来又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今属交城县)，在这里讲经授徒。从此，玄中寺成为传播净土信仰的重要中心。到唐代，昙鸾的再传弟子、山西文水人道绰继续在玄中寺传道;后来，道绰的弟子善导来到长安，建立起了完备的净土宗派，使净土宗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极盛时期。
净土宗在印度佛教中也没有形成宗派，却在中国得到发展并连绵不绝地流传了下来，主要是因为它的教义和修行方法简便易行，得到平民大众的信奉，所以如同禅宗一样，称得上是真正中国化了的佛教。净土宗的发展，与山西地区和由山西出家的高僧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它是由慧远开创、昙鸾奠基、道绰与善导完成的，主要是在山西大地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昙鸾在净土宗的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净土宗在唐代正式形成后，进而传入了日本，日本僧人“依据善导一师开创净土宗”(日·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使净土教在日本得到广泛流传，成为日本众多佛教宗派中的一个重要宗派，也因此，日本的净土宗一直尊奉昙鸾、道绰、善导为净土三祖师，尊奉玄中寺为净土宗开山祖庭。历代日本净土名僧，多来玄中寺朝拜，视为“圣地”，对促进中日文化交流起了重要桥梁作用。
以上，从法显、慧远到昙鸾使我们看到，由山西出家的佛教高僧大多集中在十六国北朝时期，这个现象很值得重视。十六国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分裂、大动荡时期，也是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高峰期，在这个时期，山西因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而再度成为多民族活动的大舞台及多民族文化的大熔炉;这个时期，也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繁荣期，山西在这个时期一直处于北方民族统治之下，这些民族的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统治汉族人民，在不断学习吸取汉民族文化的同时，又大力宣扬和扶持佛教文化发展，这就为山西出现为数众多的佛教高僧，以及佛教文化能够在山西获得比较高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特定的和相当有利的社会政治背景和历史文化氛围。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山西佛教文化之所以格外光辉夺目的基本原因了。
同时，山西地区不仅佛教思想比较活跃，在传播和发展中国佛教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山西也是佛教文物、艺术的宝库，是全国佛教遗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如五台山位居佛教四大圣地之首;玄中寺为中日净土宗摇篮;云冈石窟文化可与敦煌媲美;广胜寺稀世罕见的金版藏经《赵城金藏》为当今整理出版《大藏经》的主要底本;以及遍布全省各地的斑斓多姿的佛教建筑、雕刻、绘画等等。这些说明，山西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